1937年12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那天下午，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傍晚，解除警报后，警察跑到西安二中来捣乱，造谣说，日寇飞机轰炸时，二中的院子里有人给敌机打信号。以此为借口，无事生非，大肆搜查。不巧从学生党员李自俊(李骥德)同志身上，“搜出”了一个安吴青训班编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授提纲》，说这就是证据，要强行把李自俊同志拉走。我们同他们辩论，并且把李自俊同志从警察手中抢了过来。抢的中间，警察开枪打伤了学生张儒。这件事引起了公愤。省委曾发出通知，要求各校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政府纵容警察，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迫害学生的罪行。各学校立即响应，一时间西安古城风云突变，支援的浪潮席卷全城。这才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低头认错。十二月十九日西安各报都刊登了警察局认错启事，说警察局长杭毅严重失职，记大过一次；并由杭毅亲自到二中向全体师生认错，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斗争取得了胜利，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943
打入三青团
李骥德，系陕西礼泉县人。1937年3月，他在西安二中上学时，参加民先队。5月间，民先队介绍他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干部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回西安一中继续上学，参加一中党支部，担任组织委员。第二年，他从一中毕业，考入新成立的西安兴国中学高中班，担任该校地下党总支委员。1940年秋，又考入国民党陕西政治学院政治系，1941年下半年学院改为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李骥德在该校学习政治法律两年时间，1943年夏毕业。
这年初，为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张德生任地委书记，汪锋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同时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处处长。开始整风和肃奸斗争。基本停止了派干部到国统区联系工作，但是张德生和汪锋还是决定派李骥德打入国民党三青团内部，并由汪锋主管负责打入工作。汪锋派交通员张仁民前往西安传达这一指示，并决定把李骥德的组织关系放在兴国中学，就地加入三青团。李骥德接受任务后，为了站稳脚跟，他采用汪锋所讲的“巴、拉、压”的办法，利用工作关系，通过三青团商专分团部书记刘积智的介绍，结识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组训组组长陈忠经。陈是江苏仪征人，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北平沦陷后即随北京大学流亡湖南，参加胡宗南组织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辗转西安，还当上三青团首任西京分团书记，胡宗南很信任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陈和熊向晖、申健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
李骥德加入三青团后，打入三青团陕西支团部陈忠经的组训组里工作。陈忠经曾对李骥德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你来后，对工作有好处。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告诉我。” ①
李骥德进入陈忠经组训组之初，搞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两个月后，感到接触不到敌人的机密，更谈不上掩护同志，便同商专中共总支书记王世俊商量，最好力争到一个县去工作，这样可以掌握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实权，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商量决定后，李骥德便向陈忠经提出下基层去锻炼一段时间。
没料到陈忠经答应得很爽快：“好哇!年轻人有朝气，初生牛犊不怕虎，会有出息的。不过，我得和杨尔瑛研究一下再告诉你。”杨尔瑛系陕西榆林人，时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干事长。
不几天，陈忠经便告诉李骥德：“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并问道，“你愿意到哪儿去?”李骥德略加思索后回答：“我是关中人，对关中风土人情比较了解，最好就到关中一个县去，而且我想离你近一些，因为我年轻，没经验，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好便于向你请示，听从你的指教。”
陈忠经一听，笑了笑说：“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善于言辞的人呢，那你就到眉县去吧，行吗?”
“眉县(三青)团的状况如何?”李骥德问。
“眉县尚未建立县一级团的组织，只有团的基层组织，而且是由三青团周至县分团部兼管，周至也没有兼管好，急需要建立眉县分团部。”陈忠经如实介绍着。
“让我考虑一下吧!”李骥德边答应边拖延时间。因为他还未向党总支和省委请示。
然后，李骥德将与陈忠经的谈话内容一一报告党总支和省委，汪锋又通过交通员张仁民转告他，省委同意打入的意见。李骥德还和党总支书记王世俊进行了一番分析评估，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陕西关中只有东府的朝邑和西府的眉县尚未建立县一级三青团机构，朝邑太小，韩城、大荔的反动势力正千方百计地打入朝邑，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李骥德便尊重了陈忠经的意见，找到陈忠经，表示听从他的调遣，前往眉县。
当时，李骥德虽然不知道陈忠经也是打入三青团的秘密共产党员，但总觉得他的举止谈吐不像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棍团棍，不打官腔，既不吹捧国民党、三青团，也不辱骂共产党。为了长期隐蔽埋伏下去，李骥德按照汪锋、张德生多次强调的“广交朋友”、“巧于伪装”、“内红外白”等反特斗争工作经验，尽量与各方面人士和势力搞好关系。
当时三青团在陕西正处于发展时期，李骥德到眉县上任一段时间后，发现国民党眉县党部书记长蒙文卿是个被“赵公元帅”迷住心窍的人，他经常利用职权向银行贷款，然后转借，进行高利盘剥，利用盘剥的不义之财，在家乡泾阳买地置田，在西安购房经营商号。李骥德和别人一样，对蒙图财谋钱的恶劣行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井水不犯河水，不去计较，免得发生矛盾，关系相处比较融洽。李骥德在眉县干了五年多时间，换了四任县长，除第一任县长是个国民党政客，CC分子，相处时间很短，此县长就调往河南，与其余三任县长相处也比较随和，工作上得到他们的支持。
李骥德到眉县，打入敌人营垒五个年头，经历了站得住、站得稳、钻得深三部曲，从三青团眉县分团书记、干事长，再至帼民党眉县党部书记长，表面上是“步步高升”，实际上是“层层深钻”，“荫蔽埋伏”。由于掌握了国民党眉县党团最高权力，就为党的工作开辟了阵地。李骥德利用合法身份和手中权力，把一批批进步知识分子或共产党员，安排到中小学任教，控制了教育阵地，团结了广大师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他安排廉洁之为金渠镇中心小学校长，安排中共眉县县委宣传部长钮永哲先为三青团眉县分团部书记长，后为眉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安排董锡钧到眉县中学主持工作，安排宋建元为渭北乡中心小学校长，安排赵宏勋和从咸阳来的地下党员魏治均到眉县中学去任教。
李骥德隐蔽埋伏在眉县的几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敌人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情报，汇报给省委。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从中央到省委一直到基层组织，活动经费十分拮据，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冬，李骥德回马栏向省委汇报工作，汪锋、张德生建议李骥德想办法利用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情，也可以在眉县搞点生产，支助一下省委和边区。李骥德按照汪锋、张德生建议，着手从四个渠道开辟财源，筹集经费。一是利用敌人党团名义，从国民党的银行贷款，再把这些款子转贷给私人，从中获利。二是利用农村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机，贷款给农民，夏收后以此抵债，但不搞高利盘剥。三是租农民土地，雇人种植烟叶，销售盈利。四是当粮价走低，设法多购进一些，粮价抬高上涨，再抛售出去。通过以上几种渠道筹集到一批经费，帮助省委渡过困难时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这一套做法，也无形中掩护了自己。
1946年夏
夏初 中共陕西省工委派余政到眉县协助地下党员李骥德工作。李以三青团眉县团部干事长的身份为掩护将余政安排在三青团部，余政一面协助李骥德搜集敌人的情报，一面考察恢复原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为建立中共眉县工委做准备。
1946年冬
马德被捕英勇就义
1946年冬，眉县地下党员庞××，被国民党县政府指令庞家所在地的齐镇乡公所逮捕，押送县看守所。在此以前，眉县地下党组织处于“睡眠”状态。后来李骥德根据党的指示，做了眉县三青团领导人，由省工委直接联系。1946年夏、秋，陕西工委又从陕甘宁边区派回庞和马德（任县委书记）、余正（任县委副书记）来眉县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工作。马在横渠镇武家堡一带活动，余隐蔽在三青团团部内任职。庞被捕后供出他的身份、任务和拟与马德接头的地点，眉县党组织面临严重破坏的危险。
在此紧急关头，李骥德为挽救危局，即以三青团领导人的身份派人阅卷。得知庞的供词，后又亲自提审，拟诱导翻供而未成。最后提示庞的远门亲戚、县参议长出头保释出狱，才防止了事态扩大。后来马德、余正向省委汇报工作回程中，路经耀县小丘地区时被敌逮捕，英勇牺牲。此后潜伏在敌党、政、教育系统的党员和在农村活动的党员互相配合，开展工作。西安解放前夕，还组织武装人员袭击撤退的敌军，收缴武器弹药，配合我军的胜利攻势。
1947年10月
10月,本县国民党部、三青团部合并为国民党县党部,李骥德任书记长。
1949年5月
5月,在槐芽中戏楼场演戏时,简师学生与秦岭守备区陈义海营发生冲突,后以兵方向学生赔情道歉和送20个银元赔偿而告结。10日,钟仁亮率县国民兵大队保警三中队起义。中旬初,新县委组成,西北局任命杨雨亭为书记。16日,地下党员武彦昌率秦岭守备区三团一营,在青化烟囱沟至猴娃桥一带,与胡宗南逃军激战一小时。20日傍晚,该营复在原地与敌激战一小时。是日地下党员赵振华组织地下团员以武装赶走常兴粮站管理人员,接管了敌未运走的20多万斤面粉和大米。21日,赵振华等将面粉和大米转交部队,获“解放大西北纪念章”一枚。同日,县党政军要员弃城逃至金渠镇公所,夕阳西下时返回县城。当晚深夜(实为次日凌晨二时许),南渡渭河的西野二军六师前卫营解放了郿县城,俘敌县长程新三以下30余人。22日,地下党员李金泉率一支武装,在鹦鸽石嘴崖伏击南逃之敌。是日,二军六师政委曾涤派师部民运科长杨格代理郿县人民政府县长,并任命钟仁亮为眉县游击大队长,李金泉、肖富州为正副指导员。同日,地下党叫李骥德约会了曾涤政委。24日,六师主力南渡渭河,并向斜峪关之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解放了郿县全境。25日,敌沿斜峪关分三路向南溃逃。钟仁亮率保警三中队,在寨子城高地截击敌人,毙伤敌军100余人,战斗结束后即宣布起义。月底,敌36军、65军沿渭河南岸向东推进,欲图西安。
1951年底
千阳县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当时称增产节约运动。县长李骥德任主任，监委会主任康守志任副主任。
1963年四月二十八日
国务院公报
国务院命令，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三零次会议通过，任命：
李骥德为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7年
七十三号
“七十三号”成为“军事监护所”
1967年，陕西文革造反组织派别间的纷争如火如荼，无论是造反较早的以西安交大为首的东派，还是以干部子弟居多的西军电、西工大为主的西派，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进一步深入夺权。西安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揪斗陕西的“走资派”，决心再抓名气更大、地位更高的“走资派”。1月4日，西北大学一派红卫兵组织奔赴洛阳矿山机械厂，将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揪回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则与西安戏曲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手，赴北京全国人大，将原陕西省省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赵伯平揪回西安。随后周恩来即指示陕西省军区，将习仲勋、赵伯平交由部队军事监护看管，送至建国路七十三号。
先后被关的干部还有：
习仲勋（国务院原副总理兼秘书长）；高克林（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王甫（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邦显（陕西省副省长）；林茵如（陕西省副省长、省人委秘书长）；张毅忱（西北局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甘一飞（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原党委书记，文革前任十三冶党委副书记）；白瑞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李骥德（陕西省人委副秘书长）；
十年文革期间，陕西省是重灾区，当时的陕西被污称是“胡宗南、国民党的反革命老巢”“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苦心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土改、镇反不彻底”
“敌情严重”“有一股右倾复辟势力”“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第二国民党”等等。
文革中在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想影响下，全省立案审查的脱产干部达
６８０２４人，占全省脱产干部总数的１７·４％，其中省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９０％，厅、局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在审查干部时，不少地方出现了由群众组织任意审查干部，由个人决定干部处理，调查取证采取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东拼西凑、添枝加叶等手段，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违反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治，随意关押干部，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新中国成立后四届省委常委中大多数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死党”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省级机关５９％的部、厅、局级领导干部被打成“阶级敌人”；全省１３５０名干部被拘留，其中县处级干部１１０人，在《陕西日报》《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的社论煽动下，政法机关被诬蔑为“进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工具”，以致全省２００多个公检法机关被捣毁，大批干部被揪斗、审查，有的地方甚至还采用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手段，捕风捉影，屈打成招，制造了４００多起“集团性反革命”案件，涉及干部６０５０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西省开始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大规模地开展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３日，陕西省委印发《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被关入‘七十三号’的所有老干部，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叛徒、特务、反革命。”“省委决定，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７月号
1979年4月
4月17日 省委组织部通知,省委决定:李骥德任省出版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1982年2月
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1979年12月－1983年4月
主任：马文瑞
副主任：常黎夫、胡炳云、杨文海、时逸之、张毅忱、孙作宾、林茵如、刘海滨、侯宗濂、原政庭、张汉武、董学源、石锋、王杰、熊应栋、刘力贞（女）
秘书长：时逸之（兼） → 李骥德（1982年8月起）
参考
西安二中
一九六三年第八号国务院公报
隐蔽在国民党三青团的李骥德
宝鸡党史-眉县
千阳县
第五届陕西人大常委会
西安七十三号纪事
华夏文摘-七十三号
打入三青团
马德就义
陕西出版业大事记1935～1989
眉县大事纪
